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，必须抓住”整体性“和”有效性“的两点不足 | 社会科学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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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这对新时代社会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目标和新要求，也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。
原文 ：《创新社会治理方式，提升基层服务水平——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清实践》
作者 |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“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究”课题组 龙海波/执笔
图片 | 网络
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
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，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，处于党联系人民群众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，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。因此，大力加强社区治理，不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要义所在，也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必须引起各级党委高度重视，不断完善党委领导、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基层社会治理形势总体向好，各地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方式，重点加强城乡基层组织建设，不断创新体制机制，在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践中取得许多重大进展，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而富有时代内涵的治理方式，主要表现在：
一是推动政府职能和行政力量下沉，提高基层治理的精细化程度，主要以网格化管理为代表，更加注重社会治理精细化和社会服务多元化。二是凸显社区社会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，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度和自治能力，主要以“三社联动”为代表，着力突出“自助互助、有序参与”。三是发挥城乡社区党委的引领示范作用，突出参与治理的专业化和多元化，主要以“协商共治”为代表，不断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常态化。
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虽然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，但在如何明确各类主体权责、如何更好优化组织设计、如何调动参与积极性、如何实现平台信息互通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，还不能更好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利益诉求。当前，社会管理的形态还没有彻底转变，社会治理的水平也亟待提升。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，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问题日益显现，对新时代社会治理面临的任务和目标提出了新要求。因此，要重点解决社会治理整体性和有效性不足问题，围绕“共建共治共享”六字方针，深入探索如何搭建平台、怎样参与治理、如何共享成果。
切实解决当前社会治理整体性和有效性不足问题
在创新社会治理的基层实践中，不同地方试点都有其特色和基础，无论是在推动政府职能和行政力量下沉方面，还是在夯实基层社会组织力量方面，都体现了党建引领、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格局。浙江省德清县通过打造乡贤参事会和“幸福邻里”中心两个品牌，统筹城乡发展、提升社区共识，推动形成“价值共识、服务共享、文化共建、事务共治”的社区治理服务新格局，同时为各地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供了借鉴，这也是“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”赋予的重要使命。
但同时也应看到，类似这样的试点探索主要是针对各地实际情况提出的，大多具备了实施的有利条件。比如，德清的社会组织生长相比其他农村地区而言，具有良好的扎根土壤，尤其在探索乡贤议事、居民自治、互助帮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。然而，要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试点推广，还面临一些深层次问题亟待突破。比如，现有的基层探索大多是基于组织架构层面的优化，而对于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机制探索不足，制度创新更多聚焦在部门利益，导致很多社会治理机制形同虚设，无法真正落实。因此，加强新时代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，必须高度重视治理思路转型、党委政府职能转变、治理体系完善与治理工作法治化的有机统一，切实解决当前社会治理整体性和有效性不足问题。
一是更加注重参与治理实效，重点在激励机制上下功夫。当前，基层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正在发生变化，一些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取得积极成效，然而，许多试点改革仍处于“物理反应”层面，社会治理格局呈现多元化特征，运作规则也逐渐定型，但各类主体参与治理的效果不佳。比如，有些社会组织基础薄弱、结构功能单一，有些社会组织运行分散、协作交流不够，等等。最为关键的是，整个基层社会治理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，新型社会组织参与积极性不高。因此，要将多元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人民群众的关切需求结合起来，不仅要注重形式上的参与，更要有效化解社会矛盾、切实解决实际问题，进一步强化“三社联动”机制。
二是努力夯实协商民主基础，构建新型政社互动关系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核心是要筑牢“共”的基石，只有全民积极参与、共同建设和共同治理，才能形成社会治理的强大合力。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必须建立起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商机制，尤其是对于一些社会组织而言，在整合资源、影响作用方面不能与政府部门相比，无法建立与政府平等的协商对话平台，容易造成形式上的多元治理，即“行政性”与“自治性”互嵌的“重层结构”，但其实质还是党委政府主导多，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少。因此，要在积极承接政府转移服务事项的同时，更好发挥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优势，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，逐步构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间“相互增能”的新型伙伴关系。
三是不断完善政策顶层设计，实现基层服务的集成化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推动了服务居民平台和群众诉求渠道的下移，同时也伴随着社会治理政策导向的转变。从已有各地探索看，一些地区过于注重社会治理品牌塑造和模式推广，与之配套的政策设计缺乏系统性，社会治理主体无所适从，各类基层服务较为分散。比如，德清县在打造乡贤参事会和“幸福邻里”中心品牌过程中，对如何提升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意识的关注不够，也缺乏对各类社会岗位开发和社会工作者人才队伍建设的统筹考虑。因此，创新社会治理方式，要进一步完善社会治理主体的功能定位，创新社会治理运作机制，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、法治化、智能化和专业化水平。与此同时，鼓励地方开展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探索，改进基层社区服务方式，实现由部门专项服务向集成专业服务转变。
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7期第3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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